向這群離家來台灣打工的母親們致敬

廖雅雅姊妹介紹我看一本顧玉玲女士所寫,由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這本書。顧玉玲女士畢業自輔仁大學英文系畢,中學時代就熱愛文學,且對社會勞動階層的人相當關注。她現在擔任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曾任台灣工運雜誌社總編輯。她所寫的這本書,只要稍微注意書名,就可以知道這是一本記載跨越國際界線的勞工之工作,與勞工為生活奮鬥的研究書籍,而且是如同田野調查之研究方式作筆記寫下來的記錄書。

看這本書,很快讓我想起1968年7至8月,那時我在台南神學院二年級,社會服務系的主任謝天教牧師剛從美國學成回來,他和台大社會系、東海大學社會系合作,進行高雄勞工工作與生活調查。那次動員了台南神學院三十八個學生參與這項空前的田野調查活動,對當時每年暑假為應付各地教會需要神學生協助事工的神學院來說,確實造成很大的壓力。但神學院是支持這項調查研究計畫,且是計畫很久才定案。對參與協助訪問、調查的學生來說,這實在是一件很好的體驗,至少可以親身體驗到勞工家庭生活和工作環境的實況。我因為有參與這項活動,所以才會在多次聚會,談到有關近代台灣社會演變時,講出幾項大家聽我說過的高雄加工出口區女工宿舍,以及台灣社會演變的趣事。

經過四十二年後,讀這本以外籍勞工為主要的研究記事,讓我內心激動甚久,當年勞工家庭、廠房訪問的許多經歷,再次呈現眼前,有如歷史倒轉回到當年走訪勞工密集居住區,也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所謂社區發展計畫永遠趕不上需要的高雄苓雅區「沙仔地」。

從1960年代,高雄加工出口區設立以後,帶給咱台灣極大的人力轉移,許多原住民青年從山上下來到平地打工,鄉村青年和少年成群結隊地湧入城市,進入工廠,日夜加班工作。到1970年代謝東閔當省主席時,喊出「客廳即工廠」,農家婦女除了田園農事工作之外,就是把裝置在客廳的機器利用到最高點,賺取論件計酬的微薄收入,減少原本因貧困所帶來的物質生活壓力。

我們會看到開始有山地原住民青年加入捕魚的行列,近海的有之,遠洋的不少;我們也看到跟大卡車搬運東西的,不再是平地捆工,而是原住民壯碩青年一個接一個肩挑下來;然後,我們看到蓋房子的板模工人開始有原住民加入。相對的,平地青年逐漸地從這種勞力職場上退下來,而這些原住民青年就像許多農村青年一樣,遠離他們的故鄉,來到城市工作討生活。他們不僅是學到許多技術,例如開貨櫃、聯結車、怪手、吊車,也學會怎樣計算建材坪數、工數、工資,並且知道各種賺錢術,也同時學會了都市平地人怎樣過奢華的生活。

但隨著這些年輕勞力投入生產線,咱台灣社會在無形且靜悄悄地產生了巨大的「人口結構大變遷」,這一變,也為今天城鄉之間帶來無可挽回的致命距離。當然,影響所及的不僅是人口結構變遷而已,且是生命價值觀念的大大轉變,這才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大事。

曾幾何時,從1990年開始,這些原本是原住民勞力市場的職場又有了新的轉變,許多來自外國的男女勞工大量湧入,他們一接一的取代了鄉村青年和山地原住民,我們看到在大型營建工地,特別是高速公路、捷運、地鐵、大樓鋼筋、板模等需要勞力的地方,幾乎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也在醫院住院病房,隨處都可看到這些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女性看護傭人。

不但這樣,在許多鄉鎮也出現了「外籍新娘」所帶來的新部落,用泰文、越文、印尼文書寫的店餔看板,也看到許多學校出現了與外籍新娘通婚之後生育下來的孩子,紛紛進入學校就讀,有些學校注意到不少這樣的孩子,他們學習情形一直是在狀況外,為了要了解孩子的家庭,以及和家長聯繫的必要,必須增開「家長班」,為這些從東南亞嫁過來的母親上課,好讓她們聽得懂孩子在學校學到的語言,也看得懂學校發給學生的聯絡簿,更重要的,可以藉此幫助她們融入咱台灣社會。如果說外籍勞工大約有三十萬名,而這些外籍新娘也是此數時,二者加計起來共高達六十萬人口,這數字已經佔了整個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四十分之一,確實不可疏忽、小看。

顧玉玲女士寫的這本書,所描述那些在工廠女工的情形,非常像1970年代農村婦女進入工業區廠房工作的情景,但最大的差別是:這些外籍女工是離開自己的國家、同胞,來到一個語言、文字、生活習俗完全不同的環境中工作,更慘的是她們出來之前都已被故鄉的中介公司,先拿去一筆約需工作一年才有的薪資作「約」金。當她們來到台灣之後,還要付給台灣的中介公司,使得她們在台灣工作的第一年,是領不到任何薪資的,從第二年開始才有,而這點是台灣過去女工不曾遇過的。我們很難明白為甚麼會這樣?也無從得知這樣的中介抽金制度是否正確?但我們卻看到有不少勞工才工作不但一年,卻因為工廠毫無預警的宣佈關廠、倒閉,害得這些外籍女工不但拿不到任何一文錢,甚至還因沒有工作而欠下了故鄉親友代墊繳交中介公司一大筆「約」金,更慘的是,她們將因工廠倒閉而面臨三餐不繼、寄宿無屋的生存困境。

在顧玉玲女士的這本書中,也讓我們看到許多投入工廠生產線的外籍女工,和在醫院當看護的,或是在家裡當幫傭、看護的外籍婦女,其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她們出國來到咱台灣之前,已經在她們的故鄉結過婚,且育有好多位子女。為了要讓家裡有個比較好的生活環境,她們離開親生尚且是稚齡的孩子,遠渡重洋來到這個對她們來說,可是完全陌生之國度,將孩子留給丈夫、公婆等親人看顧。在她們的心中都懷有一個鮮明的夢:賺錢,寄回家。只要辛苦幾年,之後回去就可以蓋一間可安居的房子,也可以存夠孩子生長所需要的費用。只要我犧牲幾年時間,我的孩子就可以有足夠的衣服可穿,家裡不但有可遮風雨的房屋可住,也會有足夠的糧食可免除飢餓的威脅。這樣的夢境打從她們決定出國來台灣時,就已經織成,且一直懷著這樣的盼望。

確實,有了這些女性勞工來到咱台灣,增添了咱社會更多元文化的色彩,也因為這些大批女性勞工的參與,咱社會減去了許多孤苦無助者發出的聲音。我們應該感謝她們,特別是在這母親節-普世的節慶日子,讓我們向這群來自外國的母親勞工表示由衷的敬意,她們為了要改善故鄉的家庭生活,不得不放下尚且稚齡的幼兒、求學的孩子、丈夫、至親,來到我們當中辛苦打工。讓我們懇求上帝的慈愛更加豐富在她們身上,也保守她們故鄉的家庭。

201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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