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多再十年，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八月24日晚上和淑英剛從美國回來，在26日我們就與幾位兄姊相偕去台東看老朋友--來自瑞士的神父與修女們。結果是一下飛機就聽說颱風要來，且是兩個強烈颱風攪拌在一起，嚇得我們趕緊在28日下午找人買了火車票連夜趕回來。後來才知道並沒有如想像的那樣，真是掃興至極。

這次我們先去拜訪瑞士白冷會在台東的辦公室，遇見好久沒有見到的歐修士。那時，他剛好在院子裡澆花，原因是幫忙整理的老工友因為沒辦法來，他自己來做。

歐修士，是台東會所的老修士，來台灣已經有四十多年，他負責修會的財務工作，因此，對整個修會的動態，和白冷差會所有神父，以及和他們同樣是從瑞士來的聖十字架寶血會修女們之情況相當了解。當我們在聊天當中，他很感慨地說，現在瑞士人因為物質生活很優裕，甚少有人會想要獻身當傳道者，不但是天主教會面臨這樣的問題，在瑞士的基督教也不能倖免，想去神學院就讀之後，獻身當傳道者的也越來越少。他說過去平均每個月都有會好幾位進入修院接受訓練，準備將來要獻身傳福音，現在有時候一、兩年才有一個或兩個。他問我說：「你們台灣的基督教會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問題？」我說：「問題好像還不大。」他說：「這是很幸運的事。」

他說這種情況不僅是在瑞士，整個歐洲都是一樣。因此，沒有年輕一代的神父、修女可以來接續這裡的工作。因此，他說：「我們這群神父都已經老邁了，我也已經快八十歲了。再過十年，這裡就沒有人可以來接下去了。」

我問歐修士說：「那時這裡要怎麼辦？」

他說：「我們也不知道，不過，我們相信上帝知道怎麼處理這些問題。我們相信上帝，祂有自己的辦法。」

歐修士的問題，讓我想起幾年前我和牧師娘去關山看瑞士修女們，要離開之前，我問裴修女：「若需要我為妳們做甚麼事，請不要客氣，讓我知道就是。」裴修女隨即回答說：「盧牧師，請給我們修女。」她說完，在場的其她修女也都笑了，但這一句聽起來很似乎是開玩笑的話，這幾年來卻一直烙印在我心房中，無法消失，我經常在想這句話背後所要表達的意義。後來我將她的這句話寫了一篇「牧師，請給我們修女」文章刊登在自由時報。沒多久，我就接到林山田教授的夫人打電話給我，問我若她想去關山認識那些修女，該怎樣聯絡的事。

八月27日，我們一行人前往關山探望這群來自瑞士、奧地利的修女們，她們這群來自瑞士聖十字架寶血會的修女，目前只剩下七位在台東，其中三個在關山，一個在成功，一個在大武鄉尚武村，一個在初鹿，一個在馬蘭。而她們七位最年輕的是在尚武村的宋修女，而她來台灣已經有二十多年，其她都是超過三十五年以上，年資最資深的是在成功的葛修女，已經來台灣四十八年了。而她今年也已經有七十八歲，其她修女也是一樣，都是年近八十了。

在關山的這三位修女，是馬修女（瑞士德語區）、饒修女（瑞士法語區），和裴修女（她是奧地利人）。只要她們三個在一起，就講德語，因為裴修女不會講法語，但若是馬修女和饒修女在一起，則是德語、法語交叉使用。裴修女很認真學習中文，因此，她會用中文寫下病人用藥的記錄，也會用中文寫報告。這讓我想起已經去世、過去在台東基督教醫院服務過的安芳蓮醫師（Florence On），她來自加拿大，是第一位外籍醫師，用中文考過衛生署的醫師執照，並且替疾病管制局發行的刊物校正稿子。

我經常被問到一個問題：為甚麼歷年來得到醫療奉獻獎的人，都是外籍人士，若不是修女，就是神父，或是外籍醫護人員？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我卻答不出來。當一個人要把一生的生命都獻給跟他完全不相識，且毫無回報的可能對象時，這恐怕已經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形容得出來。

明年的兒童營，我們準備介紹一位耶穌會會士名叫蒲敏道神父（Franz P. Burjhardt）；他是在1953年來到台灣，在2002年7月23日凌晨去世，在台灣前後共計長達50年時間。在他70歲時，還特地在嘉義的東石創辦「聖心教養院」，收容雲嘉地區身心重障礙的孩子給予全天候的照顧，蒲神父說：「這樣，孩子的父母才能安心地去工作，他們的家庭才能放下重擔。」這就像在台東市郊的康樂，有這群來自瑞士的修女所創辦的「救星教養院」，收容腦性麻痺的孩子，給予專心照顧一樣。我們一群人就是在八月26日下午五點多的時候，去訪視救星教養院，那時是暑假期間，平時收容大約有五十多個小孩子全天候住在院裡，暑假剩下七、八個小孩，是父母「不要」的孩子，有的插著鼻胃管，有的是手腳彎曲無法自己料理起居生活的孩子，接待我們的女士說：「這些都是我們院裡的孩子。」

這所教養院原本是設立在台東縣最南部的大武鄉尚武村內，那是個小漁港村，專門撈捕白帶魚。會設立「救星教養院」是有人利用半夜將腦性孩子放在天主教堂門口，因為哭泣聲音，引起清晨起來祈禱的修女發現而收容扶養，才發現是腦性麻痺的孩子，就這樣，修女們開始不斷地接到有來自全台各地的人，將腦性麻痺的孩子送去給這群來自瑞士的修女們照顧。從過去在尚武村僅能收容十八個小孩，因為無法容納得下更多來自全台各地送來的孩子，遷移到現在位於台東市郊康樂地方，擴建房舍後增收到五十多個孩子，她們都毫無怨尤地為咱台灣做這種看顧卑微生命、照護活在困境中的家庭之需要。

我經常在思考這個問題：到底咱台灣人有否看到這群來自國外的宣教師所做的事？若是有，我們該怎樣回應？用怎樣的態度來表達我們對他們在台灣許多偏遠地區所做的這些美事？記得2006年4月，每禮拜五上午帶領一群婦女查經時，我將白寶珠姑娘在澎湖所做的事說給那群姊妹聽，當天晚上，我就接到電話，要我趕緊將資料傳真給當時當總統的陳水扁先生。已經是禮拜五晚上快十二點了，我沒有休息，立即整理資料，傳真十多頁資料給他。一個禮拜後，我接到內政部通知，說陳水扁總統要專程去澎湖探望白寶珠宣教師，希望我能夠同行。這樣，在陳水扁總統任內有兩次專程去澎湖探視白寶珠姑娘，且兩次都要我隨行，但我都沒有同行，原因很簡單，這種大場面，我不想要沾光。白寶珠女士去世後，為她雕塑的紀念像被放置在澎湖公園供人懷念，且在署立澎湖醫院也有她的紀念室。

其實，我認為應該將這些奉獻一生生命給咱台灣的這些人，教育部應將他們的事跡逐一編寫在國小乃至中學的教科書中，讓我們的孩子們也能學習認識這些人奉獻生命的意義，也願意學習他們的腳跡，在年輕歲月中就能建構起正確的生命價值觀，這樣，以後他們就會主動伸手去幫助需要他們的地方、人民。而不是在教科書中一再的介紹政治、軍事，或是企業大人物。因為真正會感動人心，使人心感受到生命存在價值的，就是這些奉獻一生生命在這塊土地上給貧困地區的人。果如此，就不會有歐修士或是裴修女所說的「頂多再十年，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這句話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