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堅決反對死刑

最近剛上任的檢察總長黃世銘，在當時還在職的法務部部長王清峰的陪伴下，到立法院接受立法委員的特別「口試」。其中立委吳育昇提起有關死刑犯的問題，他質問為甚麼已有罪犯被判了死刑卻還不執行？結果因為王清峰所答覆的話，讓很多人聽不下去，直到最後只好「被迫」辭職以挽救執政的國民黨之形像。

王清峰部長會被逼下台，主要就是這群平時無所事事，也不著重立法的委員見縫插針；特別是國民黨的立委們，萬萬沒有想到竟會插到自己執政團隊的隙縫。再者，就是受難者家屬一聽到王清峰說，無論如何都不執行最高法院已經定讞的死刑，便一肚子火大，紛紛召開記者會，白冰冰甚至還公開呼籲社會大眾，要用選舉投票來要脅馬英九和他執政的國民黨，才逼得王清峰最後勉強表示辭職。

這件事延燒了將近一個禮拜，電視政論節目的名嘴每天幾乎都在暢談這事件，但幾乎聽不到有很理性的在討論之所以要堅持維護死刑，和主張廢除死刑之議。唯有聽到許多媒體記者、受難家屬，和這群政論名嘴一個接一個的，都在控訴說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的死刑犯，他們是多麼可惡，殺人手段是多麼地殘忍。可是，就是沒有任何節目找人去討論這樣的題目：這些人會犯下這種導致必須判處他們死刑的原因在哪裡？難道說他們生性就是如此凶惡嗎？或者還有其他原因？

有一點是很明確的，那就是有不少加害者已經被槍決了，但受害的家屬並沒有因此而心裡感到安慰。以白冰冰為例，她不但是心中依舊有大恨，且是恨到只要有人支持廢除死刑，她就一同恨進去。甚至連當年進入南非武官家，將那受傷的武官和他女兒背出來就醫，並抱出嬰兒的刑警大隊長侯友誼也罵了進去，說他為甚麼不進去就一槍將陳進興給斃了；而後來關心陳進興的心靈，並幫助他將兩個小孩送去美國寄養的黃明鎮牧師，也都被她懷恨在心。更不用說，收養陳進興兒子的家庭，以後若有機會受邀來台訪問，我看她一定會有大動作，發起一連串的抗議行動。謝長廷為了要安撫陳進興的情緒，答應替他上法庭辯護，結果也因為這樣被白冰冰恨之入骨，直到現在都無法釋懷。其實，不只是她，在電視節目中出現的受難家屬幾乎都有相同的情緒。

心中有恨，心靈就不會有平安。就像南非大主教屠圖（Desmond Mpilo Tutu）所說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他一再強調，只有寬恕，才是結束痛苦最好的途徑，也是為痛苦劃下最美麗句點的的良藥。

因此，槍決死刑犯，並不能減輕受難者家屬的心頭大恨，也不會因為加害者被槍決了，他們就不再哀傷，或走出痛苦的陰霾。

如果我們仔細沉思，就會發現：有很多時候，我們的社會才是造成一些人有偏差行為的主要因素。因此，單究行為偏差的人的罪責，並不是正確的態度。舉兩個例子：

1985年發生轟動咱社會的鄒族青年湯英伸殺人被判處死刑案件。我不想再贅述他殺人的經過，但我知道他殺人的背景跟嘉義師專的老師，特別是學校的教官有密切關係。因為教育當局一直把原住民當作次等族群，才會把學校發生不好的事都嫁禍在他身上，要他概括承受，結果逼得他必須退學，北上來找工作。透過介紹所的介紹，他到一家洗衣店去工作，身份證則被扣在老闆那裡。第一個月的薪水先被介紹所拿去當作佣金，而當他拒絕繼續工作並要索取身份證回阿里山的家時，老闆卻拒絕還他身份證。那時，山地有管制，平地居民需要入山證，原住民需要身份證。他若沒有身份證就不能回家。就在這般情形下，他跟老闆發生嚴重的語言爭執，就連老闆娘也加了進來，免不了有吵罵、推打。結果，從師專被退學的忿怒，加上工作時沒有得到應該有的尊重，在他心中產生了極大的忿怒，而將老闆夫婦殺死。

他確實是個優秀的青年。想想看，1985年代，他就考上嘉義師專；想想看，為甚麼老闆會扣住他的身份證，讓他無法返鄉過年？當時台灣社會有許多社運、文化界、宗教團體，特別是教育界都有代表出面，請求執政當局給予特赦改判他無期徒刑，讓他有活下去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希望藉此機會，讓平地和原住民之間藉此有個「和好」的契機。不但如此，當時還發起捐款救助受難家屬，希望籌募到250萬元的教育基金，讓受難者的子女可以完成學業，也能因此感受到社會大眾的愛與關懷。錢是籌到了，代表也都去探望了受難者的家屬，並確實給予關懷與安撫。而在這方面努力甚多的，就是天主教會。在確定要執行槍決之前，數以百計的教授、文化界代表、社運團體、宗教界等人士，特地向當時自立晚報社長顏文閂先生請求，將原本已經排版準備付梓的晚報拿下來，用第一版刊登半版的廣告，五個特大號的紅體大字寫著：「請槍下留人！」內文簡單敘述這則呼籲內容，並刊登了連署此項請求的單位名號。當時總統蔣經國已經無法視事，最有力的高層、可影響此項決定的就是李登輝副總統。但結果，還是決定要將湯英伸槍決掉。

我想起1997年11月18日，殺人要犯陳進興衝進南非武官卓懋祺（McGill Alexaner）的家，開槍打中了卓懋祺和他女兒，並夾持他全家人。當時，全國的焦點都集中在那段緊張的時刻。就在那個時候，台視記者戴忠仁用電話連線和陳進興對話，他問了陳進興一個問題：「若是你還有機會重來，你會怎樣做？」陳進興回答說：「我要好好讀書，不要被放在後段班。」

看，是誰造成我們學校的教育有「後段班」？這就是在1970年代非常流行的「放牛班」，後來又稱之為「後段班」。相對於「放牛班」的，就是「升學班」；同理，相對於「後段班」的，就是「前段班」。有的學校改用「A段」、「B段」、「C段」等分班制度。名稱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現象：這些「放牛」、「後段」班的學生，不僅被同級的學生瞧不起、譏笑，更糟糕的，是被老師給遺棄了！

我想問的是：是誰造成學校教育把學生這樣分類？當全國人民都在嚴詞譴責、指罵陳進興必須給予碎屍萬段之際，佛教釋昭慧法師淡淡地說了一句話：「陳進興的案子，我們全國人民都是共犯！」這樣，如果陳進興該執行槍決五次（他被判五個死刑），那麼我們這些共犯該怎樣處置？

陳進興早在1999年10月6日就被槍決了，但白冰冰並沒有因此感到安慰，她依然心中有恨，且是痛恨至極，至今連一絲絲的減輕也沒有。她不但恨陳進興，也恨侯友誼先生，更厭恨協助陳進興訴訟辯護的謝長廷。過去這十年來，只要謝長廷有出來競選，她就會不計代價，硬要把謝長廷拉下來。而這次，當王清峰拒絕批死囚犯的執行令時，她是公開要全國人民用選票來抵抗國民黨。因為她過去一直在選舉時為國民黨背書、站台拉票，被誤以為很有選票影響力；因此，連原本也主張廢除死刑的馬英九也都被逼得必須改變原有的看法，說一定要執法槍決已經定讞的死刑犯。

我舉上述兩個案子，只想說一個基本觀念：槍決了這些死刑犯，並沒有對受難家屬有任何幫助。更何況我們的司法調查單位，和對案件的認真、求真之態度，並不是很周全。發生在1991年汐止吳銘漢和葉盈蘭夫婦命案，被認為是共同兇手的王文孝、蘇建和、劉秉狼、莊林勳等四人，除了王文孝因是軍人，早在1992年就被軍方判決死刑槍斃外，關於其餘的蘇建和等三人，依舊被許多人懷疑當年負責調查單位有作假，他們是在刑求逼供下才承認的。直到現在，此案因為有很多關心人士，包括法律界人士親自參與質疑，也有許多社會團體關心，而從原判死刑，到後來的無罪開釋，又再度被特別提起上訴等等，經過了19年的時間，案子還是未決。

我當然知道像陳進興這樣的人，確實是死有餘辜。但在廢除死刑之前，應該先修法增加一些配套才是。例如：

一、將這些死刑犯改為「終生犯」，他們永不得假釋、特赦、大赦等，終生得在監牢中渡過。因為他們實在不宜生活在共同社會裡。

二、因為他們是「終生犯」，所以不能與家人會面，即使家中有親人身故，也不可以外出奔喪。

三、他們終生在牢獄中必須工作，用他們工作賺得的工資，擔負自己的生活費用。這樣做，是把他們完全從這個社會隔離出來，比把他們槍決更好。

以上三點只是我想到的配套方法，應該還有許多可討論的空間。

其實，是否要廢除死刑？最沒有資格講話的，就是民進黨和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因為他們過去都沒有主動要討論這樣的議題，也不曾在任何場所邀請各界代表共商討論此議。如今，只因為王清峰在立院回答被認為不妥之際，就紛紛表示自己很關心受難者家屬，套句俗話說這些立法委員的心態，就是「提藍仔假燒金」吧。

2010/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