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甚麼財產給下一代？

很多人去過日本遊玩，如果有注意一下，走在街道上就會發現在路旁人行道上，經常會看到一根高大約有五尺、直徑約八寸的四角型木頭柱子，上面寫著一些字，這些字大略是說「這個地方曾有某某人居住過，時間是X年X月X日」類似這樣的幾行字，簡單地介紹這個人曾在日本的歷史中有哪些貢獻。

如果去奧地利，特別是首都維也納，就會發現有不少房子門口牆壁上插著一支小旗幟，那是在標示：這個房子是古蹟。該房子可能是餐廳、商家，但也可能是一間小小的博物館，裡面收藏著各式各樣值得紀念的物品，包括有書報、雜誌，或是使用過的物品，像是筆墨等。

最近看「郭書瑄」等十四名聯手撰寫的《新荷蘭學-荷蘭幸福強大的16個理由》這本書，就讓我感觸甚深。該書有一段這樣介紹著：

「荷蘭的面積和台灣差不多，博物館卻超過1,000座，其中符合國際博物館組織定意的有773座。」

這是2007年統計資料，這可是非常令人驚訝的數字，是普遍到處處市鎮都有博物館，且每個博物館都有不同的主題，而且這些博物館都是統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責管理。更特別的是該國人口在2007年的統計大約是1,636萬，但參訪博物館的人次高達2,054萬，而且參訪的人絕大多數都是荷蘭人民，原因是政府在1981年就推出「博物館卡」，以及「博物館之友」組織，鼓勵人民有空就去參訪，一張「博物館卡」大約值台幣四百元，可讓擁有卡者看一整年，且是任何館都可以用。而從小學校開始，直到大學、研究所，許多學生都會用博物館當作「功課」、「作業」，研究撰寫論文的主題。他們的孩子，只要上到國中，就會知道許多祖先過去的故事，以及在哪個博物館有收藏著那些物品是和他們所聽到上代祖先之故事有關係。

這樣的國家留下了許多珍貴的遺產，這種就是文化遺產。

一個國家要用甚麼當作給後代子孫最好的禮物？這就有很多需要討論的題材。文化的表現是多方面的，不僅是信仰的，更是生活的。我們常在國家級的博物館看到收藏的盡是皇家貴族之遺物，而且盡是偏重在那些金銀首飾、起居、杯盤等鑲金之器皿。但這並不是一般平民生活擁有的。真正對後代子孫有啟蒙作用，更有教育功能的，應該是非常平民化的生活用品。因此，我們過去農村經常出現的水車，收割稻子用的「打穀機」，曬乾稻米之後要收藏前的「風鼓車」、耕犁、簸箕、鐵指甲（插秧用，插在右手大拇指）、牛車（有四輪和兩輪）、爐灶、水缸、水桶、扁擔、竹籃、竹椅等等，這些農具都是過去農業時代的生活器具，若有幾間專收藏這些農家，和一般家庭生活必備器具等物品的博物館，對出生在工商業這一代的孩子來說，都是非常珍貴的文化遺產，不但可以讓這代子孫看到上一代先人奮鬥的生命腳跡，也會強化他們對這塊土地的認同心。

1980年3月，我跟隨同學一起去參觀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的舊居，英國將之保存得非常完整，那是一棟用草梗搭建起來的房舍，裡面有二樓，是木板的，包括莎翁當年穿的拖鞋都保存了下來，他用來寫作的書桌、椅子，以及家裡的廚房器皿等等都在。要進入屋內參觀就有人數控制，因為怕一下子人太多，裡面太過擁擠而不小心擠壞了門窗、地板，特別是怕二樓的木料樓板怕因為承載量過大而垮了下來。看到那樣的房舍，就會讓人想到當年這位大文豪就是在這種起居室內過生活，也在那樣簡陋的地方，點著油燈拿著筆桿不停地揮毫的情景。

我感到相當遺憾的是，位於台東卑南歷史博物館，從開始到現在也不過短短十多年，不僅建築物已經是外殼油漆剝落甚多，訪客之少，更可看出主事者甚少用心與教育、文化、觀光、交通等單位連結，例如：鼓勵學校老師帶學生去參觀，當作教學，而交通費用可以減半，甚至非常便宜，然後飯店跟著優惠（因為是週間上課），一次去台東，除了可以參觀卑南史博館外，還可以去東河看紅糖製造，然後去成功（俗稱新港）看漁業動態，以及到鹿野去參觀茶葉種植、採收、烘焙等等，荷蘭就是採用這種方式，才會有人口一千七百萬左右，卻有高達二千一百萬人次參訪這些博物館的記錄。如果我們也能像荷蘭這樣重視生活文化遺產，台灣至少也該有上百座的博物館，包括曾經帶動台灣交通、經濟發展的台灣糖業，至少也該留下好幾座尚可運作生產的糖廠，像在台東東河的專門生產紅糖的糖廠，就該將之當作博物館保存下來，但卻任之機器生鏽腐蝕、房舍破落荒廢；還有製鹽，以及木材、漁業等等博物館。這些若能好好跟著荷蘭人學習，咱台灣不但可以發展出很好的觀光產業不說，單是在教育上就足夠讓我們的下一代生命中有豐富的內含。而有了這些，我深信所謂幾年國教的事要推動和改變，就不會像今天這麼難了。因為這會幫助大家會更清楚，生命的價值不是在學這些甚少具有生活意義的教科書上。

我們的社會最欠缺的就是上述這些文化內含，我們老是把吃、喝、穿等當作重要文化，電視、平面媒體經常用許多時段、篇幅在介紹這方面的資訊，也會因為外國人批評「豬血糕」和「臭豆腐」不好吃，或是說看了就覺得不乾淨等等，而用許多媒體版面討論好幾天的時間，也會有某些影歌界藝人的風流韻事，或是豪門貴族家裡發生婚事家變而浪費新聞時段、版面報導好幾天，這些都不是很健康的社會該有的現象。因為這些報導只會讓我們的下一代學習更多壞模樣，對他們的心靈、智力的成長造成變形而已，一點幫助也沒有。

台灣人甚少有世界觀，這並不是說台灣人沒有出過國，不是，而是說台灣人的胸襟狹隘，眼光短視。人若有廣大的胸襟，自然地就會更明確知道用甚麼來衡量生命價值；有遠見的人，會知道能保存最久給後代子孫的貴重財產是甚麼。想到這些，我想起日本無教會主義的創始者內村鑑三先生所說的這句話：「I for Japan；Japan for the World；The World for Christ；And All for God.」（我為日本；日本為世界；世界為基督；所有一切都為了上帝。）他的這句發自心中的願，就刻在他墳墓的墓碑上。他改變了許多日本人的觀念，特別是深受他影響的矢內原忠雄和他一樣，都是極力反對日本政府對外擴張兵力，堅決反對派軍侵略外國的行徑，甚且因此導致矢內原忠雄被解除東京帝國大學教職，他也在所不惜。但在戰敗後的日本，矢內原忠雄卻因此被日本天皇認為他是一位忠實又有良知的教育家，親自邀請他擔任戰後復校的日本東京大學第一任校長之職。而矢內原忠雄就是這樣說：「教育是要教養學生有良知；有良知的人才會知道生命需要向上蒼負責。」

身為一個傳道者，我經常在反省自己給牧養過的教會留下些甚麼？特別是在今年農曆年當我寫完受難週「走出曠野，邁向自由」這本之後，一直到最近，我都在省思這樣的功課。我常在想自己是否有真的克盡信仰良知，帶領教會走天國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