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轉眼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俊義，你趕緊跟我來！」

這是1979年12月11日下午6點30分左右，那時我正和「安得烈學院」的師生一起用晚餐，才吃幾口沒有用完。米迪理牧師（Rev. Dan.Beeby）來到餐廳找我，並要我立即跟著去他宿舍。在這之前，他已經先跟我的院長說過了。院長站在我身邊，要我跟著去，並且請與我同桌的同學幫我整理餐具。

路上我一直問說：「有甚麼事嗎？」他沒有說，只是回答說「有發生問題」。一走進宿舍，他打開門就對著屋內的牧師娘說：「俊義來了」。之後，他又問說：「你有再check過嗎？」我聽到米牧師娘回答說：「有，確定是在台灣的高雄，沒錯！」我們坐在餐桌，米牧師夫婦開始跟我說這件事：「俊義，剛剛我收聽到BBC電台第一台的新聞廣播，說台灣高雄發生暴動，有警察和民眾打起來，且有許多警察受傷，民眾也有人受傷。為了要確定是否就是『台灣』，我有再次打電話去BBC電台查詢，他們很清楚告訴我，地點就是在台灣的南部高雄。沒錯。」這是牧師娘先開口跟我說。

米牧師接著說：「主播者繼續說，警察表示要繼續抓人，大概有120名左右都涉嫌這件暴動案。因此，我讓你知道這件事。也許，你也要多注意一下這件事以後的發展。聽說總會有些人會被抓，包括台南神學院在內。」

聽了之後，我愣住了，因為我不知道怎會發生這件事。我僅知道的，就是在出國前，也就是在十一月初，才發生過高雄「美麗島雜誌社」辦公室遭到不明人士拿棍棒進去搗毀所有設施，當時該辦公室主任是林弘宣兄，他是林信男長老的弟弟，我神學院的同學，他有帶我、黃昭輝去看過。但沒有想到就在一個月後，竟然發生這件大事。我問米牧師夫婦說：「有聽說抓了誰嗎？」他們說：「目前情況都不明，只知道許多警察和民眾受傷入院，有消息說警方已經鎖定了要抓的對象。就這樣，我們交換了許多可能的情況，然後米牧師再次送我回到宿舍。

我是在1979年11月9日才抵達英國伯明罕大學附近的「雪梨奧克學院」（Selly Oak Colleges）進修。但從當年三月，我就開始申請出國，一直都被內政部以「礙難照准」回應。即使雪梨奧克學院的院長曾來信給外交部和內政部，所得到的答覆都是這句話。

當年10月，國民黨中央黨部換了一位新的社工組組長蕭天讚，他一上任就向長老教會總會表示有誠意「溝通」。10月25日當時的「光復節」，蕭天讚在高雄華園飯店邀請高俊明牧師會談，表示有意與長老教會「修好」。這裡說「修好」，是因為過去在1971年12月29日，長老教會發表了第一篇政治宣言——「國是聲明」，強調台灣人民有權決定自己國家的前途。然後在1975年9月28日又發表了第二篇政治文告——「我們的呼籲」，要求國民黨政府發還沒收的母語聖經和聖詩，並且應該用盡辦法重回國際社會組織，且允許長老教會重回「普世基督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因為台灣在聯合國地位被中國取代之後，於國際社會中逐漸陷入邊緣化時，又逢美國總統卡特有意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因此，長老教會在1976年8月16日再次提出第三篇政治文獻——「人權宣言」。在這篇宣言中，長老教會公開表示，要求國民黨政府將台灣建立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就是上述這三篇政治宣言，讓長老教會和國民黨政府之間有極大的緊張，互不信任的程度日漸加深。在國民黨內部甚至有這樣的話說：「任何人只要碰到長老教會，都會衰。」

蕭天讚一上任社工組組長，偏偏不信這種傳言，他認為只要能「搞定」長老教會，就是大功一件。因此，他主動邀請高俊明牧師面對面坐下來談，希望能夠「修好」雙方關係。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高俊明牧師將我申請出國的案子拿出，要他先設法讓我能順利出國，用此來表示「誠意」。也可以這樣說，高牧師是用我當作測試，要知道蕭天讚有多少能耐。

果然如此，他真的很有實力，就在他們會談後的隔天，我在關山就接到高俊明牧師從華園飯店直接用該飯店信箋寄的限時信給我，要我準備出國。三天後，我就接到高牧師的助理施瑞雲小姐的電話，要我在11月1日專程上來台北一趟，她說蕭天讚要在台北「自由之家」宴請我出國。我回應說：「出境證都還沒有下來，怎能出國？」她說：「是嗎？怎麼可能？」我說：「是啊，我有接到高牧師的信，但還是沒有消息啊！」施瑞雲小姐說她要再詢問看看。之後，沒幾天，我終於收到出入境管理局所核發的出境許可證。

11月1日去台北「自由之家」餐廳之前，高俊明牧師、翁修恭牧師等一群總會要人約我於國賓飯店，商討這次餐會要跟蕭天讚說的話。同時也交代我去到英國之後，應該向當時關心台灣長老教會和台灣社會局勢的幾位宣教師說明幾件事。

12月10日的「美麗島事件」之後，幾乎所有海外台灣人都盡其所能地進行「救援」工作，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因為聽到台灣國民黨當局持續在抓人，而通緝施明德的獎金從原先的兩百萬元也漲到了五百萬元。

原本要去唸書的我，也因為這事件而把學校當作宿舍，開始每個禮拜五下倫敦，跟著安慕理牧師夫婦整理有關「美麗島事件」現場錄音帶，並且想辦法進行各種可能救援的工作。包括當時在瑞士日內瓦的宋泉盛牧師、德國的趙有源牧師，和黃彰輝牧師等人，我們有好幾次在倫敦相聚商討任何可能的救援方式。特別是在高俊明牧師被捕入獄，以及林義雄先生家裡的滅門血案陸續發生後，台灣的一舉一動，在在都引起極大的關注，特別是英國聯合歸正教會（United Reformed Churches）各地開大會，我都被安排去會中陳述有關這案件的背景。

整個救援工作可說是全面性的，包括許許多多迄今都不為人知的人士，他們包括了在國內外台灣人、「外省人」，以及長久以來就在關心台灣前途的外籍人士。這也是我從救援工作中，所看到、聽到的事實，大家都是為了疼惜台灣，也為了要讓下一代子孫能擁有一個更健康、真正民主政治的社會環境和文化。

同樣的，國民黨當時會這樣囂張，就是因為在它的黨內也有許多所謂的台灣人、「外省人」，為了圖謀佔有政治利益，寧願昧著良心做出不該做的事，包括設計一位說是在花蓮電信局的女士，她公開向媒體說親眼看見人民拿棒棍打傷警察，而警察是在上級「打不還手」的命令之下，平白讓暴動的民眾棍棒重打；也包括了許多警察、憲兵沒有任何受傷，也順著命令去躺在醫院打點滴給媒體記者拍照，當然這群記者也不會去翻開被子瞧個究竟，只知道照拍、照著上級意思寫，極盡污衊民眾之可能，更有許多國民黨內的顯要，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腳踏在這些為開創民主、導引台灣走向更民主和自由而獻身運動的人民身上，正在享受著他們冷血生命態度所搶到的果實，卻連一點點悔意或羞恥之心也沒有。

如今一轉眼就是三十年，真的很快，整個台灣社會也變得非常快。我不敢說「美麗島事件」是台灣現代民主政治的轉捩點，但我想至少可說因為這事件，是促動台灣邁向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據點。